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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患者家属反应，每月请护工花费近万元，仍存在临时加价、服务不专业问题 医院护工收费标准如何透明化？ 本报记者 陈丹丹 阅读提示--> 护工是医疗服务体系中的补充力量，直接影响患者的治疗体验、康复效率和医院的整体服务质量。业内人士呼吁，医院需把关准入合同与院内管理，第三方机构也要依法合规、规范劳动用工，并承担对护工的培训与内部监管责任。 生病住院时聘请护工已经成为常态。护工不仅能提供专业、连续的生活照料，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协助康复训练，还能将家属从繁重的护理工作中解放出来。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护工服务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215%。但是，记者采访发现，目前的护工市场仍存在一些收费不透明、服务不规范现象。 “父亲住院半年，有4个月请了护工，平均每月护工费近万元。”近日，来自广西的朱女士向《工人日报》记者反映，其父亲今年4月因脑梗死入院治疗，护工费共3万余元，而且4个月共换了5位护工。“对需要长期照护的患者和家属来说，这些费用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关键是照护质量也难以保障。” 朱女士发现，有的护工存在临时加价、服务不到位等现象，“比如，父亲想上厕所，他们却玩手机、不回应，或者因某个单独的医疗项目额外向患者家属索要服务费”。朱女士不确定这一做法是否合理。 患者家属遭遇护工临时加价 “通过朋友找的个人护工，费用是270～300元一天。”朱女士回忆说，此前她和家人经多番对比，发现部分机构的护工价格为360～400元，当时为省钱，选择了个人护工。 记者在多家平台公开服务信息发现，在医院提供服务的护工主要分为个人护工、医院内部护工、医疗服务公司护工、与医院合作的第三方机构护工等。有调研数据显示，国内一线城市的护工费用约为每天300～330元，二三线城市约为每天260～300元，病人住院一个月的护工费为数千至上万元。 除了上述基础收费，还有护工会临时加价或私下向家属索要费用。朱女士表示，其父亲有段时间需要接受高压氧舱治疗，每次两个小时。就有护工以此为由加价，额外索要单项服务费100元。“因为是被临时提要求，家属很难立刻找到其他护工，只能先付了这笔钱。” 与此同时，记者了解到，“是否需要为护工单独支付餐费”也是部分患者家属与护工的争议焦点之一。一些患者发文称，住院期间曾被护工私下索要餐费，每日费用在30～100元不等。 日前，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致电两家提供护工服务的机构。其中一家表示，一对一护工服务每日费用为300元，另外家属需要提供护理床，并每天支付护工餐费50元。另一家机构表示，其通过投标与多家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一对一护工每日收费230元，且已包含护工餐费，无需再额外付费。 针对个别护工私下索要费用的现象，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研究中心主任刘鑫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判断该行为合法与否的关键在于相关费用是否提前告知或形成约定，若护工或相关机构未明确告知餐费等费用需另行收取，护工却私下索要额外费用，则可能构成侵权行为。 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引发纠纷 “花钱请了护工，水平却参差不齐。”朱女士告诉记者，她之所以给父亲换了5位护工，是发现有的护工不够专业或存在浑水摸鱼的情况。“没签合同，只有口头约定，很难直接扣服务费。沟通过后还是照常，只能另外找人。”朱女士无奈地说。 记者梳理公开案件发现，护工护理不当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因父亲生病住院，刘某请来护工廖某照护，但医院在给刘某父亲治疗的过程中发生火灾，廖某却未在旁陪护，最终刘某父亲被重度烧伤不治身亡。今年5月，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通报了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认定护工廖某未尽到充分的审慎注意责任与义务，应承担两成违约责任，并返还刘某2122元护工费。 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分析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护工培训、考核、管理缺乏统一标准。“许多与医院合作的护工公司是私营或中介性质，缺乏规范化管理。”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曾表示，“目前，护工多为‘零经验上岗’，虽然多数第三方公司会为护工进行岗前培训，但依然存在培训效率低、效果差等不足，多数是走过场、形式化，培训内容也缺乏相关的监督与检查。” 医院需把关准入合同与院内管理 如何从根源上推动护工费用和服务透明化、规范化？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在保障护工及相关各方合理收益的基础上，或可设置护工服务的政府指导定价，并由相关行业组织确定护工薪资标准。“这样既能保障患者及家属权益，又能保障劳动者的合法薪资待遇。” “如果第三方机构与医院签订合作协议，但未规范护工收费行为，可能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中关于规范医疗服务相关收费的规定。”因此，邓勇建议，相关服务主体应明码标价、统一收费渠道、公示收费标准。同时，医院需在准入合同和院内管理方面进行把关，将第三方服务及其收费纳入医院价格公示与结算流程，并建立便捷的投诉与追责机制。 在服务规范化方面，邓勇表示，第三方护工机构必须依法合规、规范劳动用工，并承担对护工的培训与内部监管责任。 “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护工服务提供主体，如第三方机构或个人护工，应由政府部门、行业组织构建退出机制及公示制度，引导行业进一步透明化与规范化发展。”王岳说。 【编辑:陈海峰】
一些博主“晒娃”念起“生意经” 在社交媒体上，部分博主“晒娃”失去边界，有些在MCN机构加持下，将一些未成年人推至镜头前吸引流量。无处不在的屏幕中，如何划定展示未成年人成长与过度商业化之间的界限，杜绝以“晒娃”博取流量牟利，防范儿童隐私泄露，值得社会各方关注。 --------------- “快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答案，可以！”这句“加密”话语，常出现在一些“晒娃”博主帖子里。他们在社交平台“晒”出阳光可爱的孩子，以暗示孩子有做童模的潜力。--> 近来，类似话语经常出现在涉及未成年人短视频或照片的评论区，表面看是对孩子颜值或行为的赞美，但背后可能隐藏着某种“变味”的动机：有的父母希望通过孩子吸引流量获取利益，有的MCN机构(即网络主播、自媒体、网络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记者注)则在海量数据中，物色有潜力的“爆款”儿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今年4月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以来，网信部门持续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根据日常管理和网民举报线索，持续清理利用未成年人形象发布的违法不良信息，多批次从严处置违规账号。网信部门累计对1.1万余个违规账号采取禁言、取消营利权限、关闭等处置措施。 杜绝利用未成年人形象发布违法不良信息、博取流量牟利，给未成年人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空间，需要家长、MCN机构、网络平台等各方加强自律与监管。 童模“有时学几节课就能参加比赛” “只是想分享一下”，是很多家长在社交媒体“晒娃”的初衷。从事幼教工作10年的刘雅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大宝出生半年后，她开始拍摄自己和大宝互动的视频发到社交媒体上，希望吸引更多宝妈关注，交流育儿理念。 刘雅说，自己并非全职博主，只是利用业余时间拍摄记录育儿经历。她的账号内容以亲子游戏、育儿妙招和早教经验分享为主，形式包括图文与视频。内容更新频率并不固定：有时一天连续发几条，有时比较忙，就不怎么更新，“基本上不会给自己制定更新的KPI”。 随着发布的视频越来越多，刘雅开始收到一些广告合作咨询的私信。据介绍，与她合作过的品牌主要集中于婴儿润肤乳、扫地机、儿童饮品等领域，合作形式通常以图文或视频的方式进行产品露出。 在刘雅看来，“让孩子参与带货不是完全不能接受，但一定要有度，不能干扰他们的正常生活和成长”。 陆玲在9岁儿子的模特兴趣班上看到商机。她注意到，孩子在模特兴趣班的表演和比赛机会比较多，在这些场合，家长能够结识经纪人和其他童模妈妈，进而获得更多拍摄通告。 陆玲介绍，童模行业的“黄金身高”通常是90厘米到130厘米，“在这个身高区间内的孩子，接通告的机会特别多，尤其是平面拍摄。模特班和其他兴趣班不同，有时学几节课就能参加比赛”。 进入童模行业，第一道坎是“签约”。陆玲说，一些不正规公司要求家长缴纳高额“会员费”，却未必能提供相应资源。她和一些家长大多选择与“自由经纪人”合作，采取单次分佣的方式分配报酬。 陆玲坦言，这一行“坑挺多”。她见过一个通告，需要100多个孩子穿着泳裤彩绘并走秀。陆玲担心孩子隐私泄露，拒绝了那个通告。她提到，有些家长为给孩子争取一个角色甚至愿意倒贴钱，让孩子参加“群演”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小孩子并不情愿，拍摄过程对他们来说非常无聊。”陆玲说。 据媒体报道，今年6月，在广东中山一个漫展上，两名女童身穿紧身连体衣和半截丝袜，在摄影镜头前摆出不合时宜的姿势，引导观众扫码观看直播。随后，漫展主办方称“在巡查时发现不妥，第一时间制止并要求其更换服装”。 一些机构运作未成年人成流量主角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5年6月，我国10岁-19岁网民占比13.7%。 不少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丰富见识。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MCN机构以未成年人为主角，在其运作下博取流量牟利。 令陆玲感慨的是，一些过早成熟的童模已然进入“职业状态”。“我感觉他们是被训练出来了，不到一分钟就能摆出造型，露出‘职业笑容’。” 有两个孩子的李楠，平时喜欢在社交平台“晒娃”。她发现，有的帖子“流量突然很高，激发了自己的分享欲”。一次，她发布了一条给孩子讲绘本的视频后，收到一家MCN机构的邀请，希望她带孩子前去公司参观。李楠说，那次参观“有些稀里糊涂，去了之后才发现其实像是一场面试”。经过沟通，该MCN机构提出要培养孩子多元化发展，学习多种才艺，并签下了李楠的账号。 当看到自己账号简介中出现MCN机构标识时，李楠开始感到不安。她意识到，签约意味着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培养孩子，而自己并未确定孩子未来是否要走上当明星之路。经过再三考虑，她下架了那个高流量视频，并向MCN机构提出解约。 解约过程并不容易，李楠尝试了多种途径：联系平台、私信签约机构、咨询律师，甚至向机构所在地的政府部门投诉。最后，该机构终于同意解约，她才松了一口气。 记者以自媒体博主身份咨询了江西一家MCN机构，工作人员黄先生表示，该机构采取“不签约、只合作”的轻运营模式，与数万名博主保持合作，其中包括大量母婴育儿类博主。“我们不干预博主创作、不管理账号、不干预博主接商单。有合适项目时我们进行合作，合作仅限单篇商单内容。”他说。 与传统MCN签约买断模式不同，在这种轻运营模式中，MCN机构更像一个“中介”或“资源池”，为品牌方匹配博主，为博主提供商单机会，按次合作、结算两清。这名工作人员表示，这种模式减少了博主与MCN机构之间的合约纠纷，降低了双方绑定的成本和风险。 一位曾任母婴产品品牌方对接专员的人士透露，品牌方通常将母婴类博主分为3个等级： 百万粉丝级别的博主报价较高，品牌一般通过营销服务平台以软广形式合作，平台会向品牌方和博主分别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 粉丝量在10万至100万之间的“腰部博主”相对更易洽谈，一些品牌方会通过线下直接合作，省去平台手续费。 对于10万粉丝以下的“素人博主”，品牌方通常提出更多要求，合作形式不一定是支付费用，可能是产品置换，即博主获得产品，品牌获得视频推广。 “对于1万粉丝以下的博主，我们要求更多。”这位人士表示，品牌方会要求博主展示孩子与产品的互动过程，“比如推近景、给特写”，但不会过多干涉孩子的衣着打扮。“拍摄的内容和细节都会写进合同里。” “博主应该对自己的账号负责，更要对孩子负责。”上述MCN机构的黄先生说。 警惕借网红儿童“软性牟利” 2024年1月1日施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设有专门章节，对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信息内容加以规范，其中第二十三条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中含有可能引发或者诱导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实施违反社会公德行为、产生极端情绪、养成不良嗜好等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制作、复制、发布、传播该信息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在信息展示前予以显著提示。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在《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严管严控未成年人参与网络表演，对出现未成年人单独出镜或者由成年人携带出镜超过一定时长且经核定为借助未成年人积累人气、谋取利益的直播间或者短视频账号，或者利用儿童模特摆出不雅姿势、做性暗示动作等吸引流量、带货牟利的账号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北京市大禹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嘉伟表示，现行法律法规对规范此类行为划出红线，明确严禁利用“网红儿童”牟利，禁止制作、发布、传播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目前尚需对“不良”画面或内容加以界定。 对于家长与MCN机构合作所产生的纠纷，陈嘉伟认为这属于民事合同范畴。他提醒，如果机构要求未成年人完成超出合理限度的表演或身体露出，家长可依据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规定，主张合同条款无效，并拒绝履行。 陈嘉伟指出，现实中更为棘手的是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的“软性牟利”行为，例如利用儿童形象进行软广告植入等。目前，治理这类现象主要依赖平台采取限流、下架视频等约束机制，而在法律法规层面，有待出台更细化的规定。 为未成年人筑起“防御墙”，构建更全面、更严密的防护网络，需要家长、学校、网络平台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雅、陆玲、李楠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希宁 实习生 覃伊蕊 杨丽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张燕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