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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即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5.9.29总第120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1935年年底，一个冬日的下午，林徽因已经在梁思成的办公室连续工作三个小时。那一年，她和梁思成在山东曲阜考察了孔庙建筑群，并沿胶济铁路途经历城、章丘、临淄、益都等11个县，寻找散落山涧旷野的“文化瑰宝”。归来后，有大量案头工作。此刻，里间只有她一个人，窗户正好可以俯瞰天安门的院子。 “现在是五点三十分。夜幕...
最后，中新社北京9月28日电 (记者 李京泽)中秋节将至，从过去的“天价礼盒”到如今的“质优价廉”，中国月饼市场正发生深刻变化。这是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中国社会风气转变的一个缩影。 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一篇幅仅600多字的规定，是改进工作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破题，解决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为加强作风建设找到了精准着力点。 “中共将作风建设置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和治国理政全局中进行部署，充分反映出执政党对作风问题性质的深刻认识和对国家建设的长远考量。”宋伟说。--> 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腐败”“会所里的歪风”，到持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八项规定精神在中国落地生根，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2024年官方调查显示，94.9%的受访民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成效表示肯定。 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的积极作用日益显现，越来越多外国政要、专家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其中所蕴含的政党执政、国家治理的启示和经验。巴西中国问题专家高文勇说，“我们需要关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做什么。通过比较，才能找到解决我们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方法”。 在受访专家看来，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在世界政党自我建设中具有先进性和典范性，也为国家治理、惩治腐败提供重要借鉴。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衡认为，中共作风建设具有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质。透过中央八项规定，外界可以看到中共的作风建设始终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核心展开，形成“思想教育—制度约束—监督执纪”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这对于世界政党自我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外界关注中央八项规定，亦关注其与中国高速发展之间的逻辑关联。尼泊尔政治人士德文德拉·西陶拉说，“中国共产党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这不但有助于保持党纪严明，还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王衡分析称，在实施中央八项规定过程中，中共将作风建设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形成“党风引领政风、政风带动社风”的传导链条，这一经验创新了全球治理模式，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 此外，腐败治理也是外界观察中央八项规定的一个主要方面。宋伟指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落地为预防和惩治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通过实践揭示了风腐同查同治的重要逻辑规律，阐明了作风问题抓早抓小的重要性，为国际社会众多国家应对腐败问题提供了经验参考。 正如泰国学者威伦·披差翁帕迪所言，中共提供了一个关于“如何持续校正权力运行、保障人民利益、提升治理能力”的生动样本。(完) 【编辑:付子豪】
毋庸置疑，不过，中新网合肥9月28日电 (记者 赵强)记者28日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四五”以来，安徽省吸引来自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其中有99家境外世界500强企业。新闻发布会现场。赵强 摄 据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钟岚介绍，“十四五”以来，该省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构建起了更有活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在“...
中新网晋城9月25日电 (任丽娜 崔雅丽)9月23日至24日，2025年“高质量发展中国行·新质领航山西实践”专题活动采访团，从晋城市沁水县尉迟村的树理小镇，到晋城市阳城县皇城村的皇城相府，再到阳城县郭峪古村，用脚步丈量“文化赋能文旅”的实践轨迹，从文学唤醒的乡村活力里、古堡新生的烟火气中、IP引领的全域转型间，解码山西以新质文旅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密码。 树理小镇：文学润乡土 乡村振兴示范点 尉迟村是“山药蛋派”文学流派创始人赵树理的故乡。过去的尉迟村“抱着文化名片金饭碗，过着穷日子”。随着村里煤矿关停，导致村庄面临转型困境。转折点在于尉迟村找到了“树理文化”这把金钥匙，开始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动力。《遇见树理》情景剧现场。任丽娜 摄 如今走进树理小镇，赵树理的文学印记融入每寸肌理。这里不搞“故居展览”的浅层呈现，而是让文学成为乡村活力的“密码”：《遇见树理》情景剧搭配可升降旋转舞台、自动化座椅与全息投影，“小二黑”“小芹”从书中走出，与观众对话，以诙谐外壳包裹真挚内核，在笑声里探讨美好与自由。 此外，文化产业园、灵泉湖游园串联起景致，“树理笔筒”“敬德年画”等文创将文化符号变成可带走的记忆。正如参观者所言：“自然与历史照映，建筑与思想融入。”如今的树理小镇，已是集文化体验、田园休闲、文创产业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点，100多个岗位让村民家门口增收，让文学从纸上走进现实，成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的“软实力”。 皇城相府：IP引全域 高质量发展“金名片” 作为山西文旅的“标杆级”景区，皇城相府这座清代帝师陈廷敬的故居，早已超越“5A景区”的单一标签，成为山西从“资源型经济”向“文旅型经济”转型的缩影。皇城相府。任丽娜 摄 每天上午10时，《迎圣驾》仪式准时拉开城门——身着清代朝服的仪仗队迈着整齐步伐从午门走出，“康熙皇帝”携“文武百官”拱手迎客，鼓乐声里满是康乾盛世的恢弘气韵。这场实景表演不只是热闹，更把陈廷敬辅佐君王、编纂《康熙字典》的历史故事“演”给游客看，让冰冷的古建筑有了温热的历史温度。 在“新质文旅”理念下，皇城相府的智慧化升级更显底气：5G信号全覆盖景区，元宇宙灯光秀每晚点亮夜空，全息投影让陈廷敬的生平故事在古城墙上游走；作为“大景区集群”核心，它还主动“牵手”周边村落，不仅出资帮郭峪村修缮古堡、开发项目，更联动海会书院、九女仙湖形成“一日游变多日游”的全域旅游格局。 如今，皇城相府年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既让“帝师故里”的文化IP越擦越亮，也带动周边村民端稳“文旅饭碗”，成为山西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金名片”。 郭峪村：古堡焕新颜 文旅红利惠村民 郭峪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古村落”，400年“蜂窝城”城墙蜿蜒，628眼窑洞藏着防御智慧与生活温度，被古建专家誉为“中国乡村第一城”，却曾因缺乏开发“养在深闺”。如今，郭峪村正以“古堡活化”为起点，走出了一条兼具文化韵味与民生温度的振兴路。郭峪村。任丽娜 摄 在产业发展上，郭峪村锚定“产村融合共富”，把“烟火气+夜经济”打造成增收密钥。游乐场热闹迎客，为游客添了休闲选择；160户农家乐整合升级，“山与谷”家庭民宿品牌新鲜亮相，从住宿体验到服务标准全链条优化，不仅让游客愿意“留下来”，更能在古村氛围里住得舒心、玩得尽兴，让文旅红利实实在在惠及村民。 民生保障更见温情，晋城市人民医院基层帮扶站成了村民的“健康守门人”。曾有村民误将急性心梗当作感冒，来卫生健康中心输液时，帮扶站医生及时为其做心电图，通过远程心电诊断中心锁定病情后，第一时间送医救治——这桩小事，正是郭峪村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家门口的生动注脚。 树理小镇让“小众文化”释放大能量，郭峪村让“古村落”焕发新活力，皇城相府让“老IP”引领新发展，三者共同构成了山西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生态链”，也为全国文旅转型提供了“山西方案”。(完)--> 【编辑:王琴】
中新社北京10月1日电 (记者 郭超凯)今年7月，北京市遭遇极端强降雨，怀柔区琉璃庙镇受灾较为严重。聚焦民众返乡面临的现实问题，怀柔区依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下称综治中心)机制模式，回应受灾民众困难诉求，助力重点村恢复重建，实现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 这一案例，是中国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成效的生动缩影，也有力诠释了“进一扇门，解万千愁”的服务理念。 对公众而言，以往解决纠纷多依赖诉讼、仲裁等传统路径，而如今越来越多人选择走进综治中心。尤其对那些处于情理与法理交叉地带的“疑难杂症”，综治中心正成为更高效的解决出口。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各地着眼发展问题，建立行政服务中心等实体平台，为法人、自然人提供“最多跑一次”高效服务，有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当前，面对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新要求，建立规范化综治中心成为关键抓手。 中国综治中心的规范化建设，走过了从制度确立到全面落地的历程：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首次规定设立省、市、县、乡镇(街道)综治中心。2025年3月，中央政法委在福建厦门召开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现场会(下称“厦门会议”)，对规范综治中心建设进行部署。 “厦门会议”的召开，为全国县级综治中心升级换代按下“加速键”。截至8月初，全国2848个县级综治中心已正式运行起来，“到综治中心能解决问题”逐渐成为共识。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综合治理研究所所长袁振龙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分析指出，中国在行政服务中心之外，推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构建发展和安全协同的治理体系。行政服务中心“向前跑”推动发展，综治中心“守后方”保障稳定，二者结合既确保发展有速度，又保证运行有质量，推动经济社会良性循环、长治久安。 综治中心何以成为“解忧服务站”？关键在于其充分整合各类资源力量，既方便民众实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又改变了过去各部门力量分散、单打独斗的局面，让民众真切感受到“平安就在身边”。 目前，全国99.9%的县级综治中心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或“综治中心”统一命名并对外挂牌。各地县级综治中心普遍设立群众接待大厅和综合受理窗口，实现各类诉求“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从全国范围看，各地县级综治中心纷纷推动调解组织、行政主管部门、审判机关等各方面解纷资源入驻、轮驻，“攥指成拳”形成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整体合力。 数据显示，全国县级综治中心调解组织入驻率已达100%，平均每个中心有1.7个调解组织常驻。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信访、人社等常驻部门入驻率均在70%以上，住建、卫健、妇联等轮驻部门入驻率均达60%以上。 袁振龙指出，办好综治中心难在打破部门壁垒、破解“协调难”，而关键出路恰是践行“综合”理念，避免沦为单一部门的“升级版”。 职能和力量的整合，并非简单做“加法”，而是以运行机制优化定分止争，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系统性重塑。各地纷纷在规范完善综治中心运行机制上下功夫，确保平台权责明晰、运转顺畅。 一系列数据印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显著成效：81.5%的综治中心建立受理告知单制度，确保诉求“接得住”；88.8%的综治中心建立与入驻部门业务协同对接机制，确保诉求“转得顺”；84.7%的综治中心建立“工作提示函”“风险预警函”机制，确保诉求“办得好”…… “厦门会议”以来，全国县级综治中心化解矛盾纠纷128.5万件，其中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的达71.6%，综治中心在吸附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作用逐步显现。 袁振龙表示，这充分说明综治中心已成为吸附化解矛盾的“主阵地”，未来还需从完善入驻、机制建设、体系构建三方面发力，让“各炒一盘菜”变成“共办一桌席”，充分释放综治中心的综合效能。(完) 【编辑:苏亦瑜】